碎镜中的星图：何文庸与意识流的东方狂想
文/张拥军
乙巳秋分，杭州城的风里已透出桂花的甜香。何文庸坐在书桌前，额间那颗自喻为“醒世孤星”的痣，在台灯下泛着微光。他刚放下刻刀——一方寿山石上，“屠夫之勇”四个字还沾着朱砂，刀锋劈凿的石屑簌簌落在宣纸上，宛若他笔下那些被撕裂的虚伪面具。此刻，他盯着屏幕上跃动的光标，忽然笑了：“四十多年保持无线电静默，只读书，不写作业。五十几岁了，该出声了……那些教授，叫了几十年，而我没叫几十年……现在要像叫驴一样地叫。”
这话是对老友说的，带着他特有的洒脱与自嘲。就像他自陈少年时“作业全是抄的，连考试都想抄”，如今却要“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”——先是二十万字的意识流小说《清流远逝》，再是三十万字的学术专著《意识流文学：碎镜中的星图》。从杂文集《尖叫》《嚎叫》中那柄劈开社会伪饰的利刃，到篆刻石上“天眼”洞穿的古今虚实，再到意识流文字里蜿蜒流淌的意识暗河，何文庸始终是一个矛盾体：既有传统文人“徽墨香沁入骨髓”的雅致，又有市井江湖“狂躁抑郁多才俊”的悍烈；既怀“渡人怎分善和恶？”的宽厚，又具“二郎真君三目如电”的锐利。而意识流，恰恰成为他这种矛盾生命力的最佳容器——一种让思想脱枷、意识奔涌的文学方式，正如他刻刀下的石材，在猛力劈凿间裸露出本真的肌理。
展开剩余83%一、从“叫驴的叫”到意识的河流
何文庸的“叫”，从来不是无谓的喧哗。早年杂文中，他以乡土生活的粗粝质感书写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，《嘴脸》里被生活压弯脊梁的农民，《嘶鸣》中在权力夹缝中挣扎的小人物，文字如带刺的荆棘，扎入人心。那时他的笔是“屠夫的刀”，直白、泼辣、见血封喉。可写着写着，他发现“刀”虽利，却未必能探入人心深处——那些理性之下的潜意识、被时间模糊的记忆、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意识流动，才是更真实的“人”。
“意识流”一词，本出自心理学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在《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》中言：“意识从不表现为被割裂的碎块……它始终在流动，因此，‘河流’或‘流水’乃是其最自然的比喻。”这句话如一道闪电，照亮了何文庸的迷思。他想起读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时，被一块玛德琳蛋糕所引爆的记忆洪流——那不是线性的叙述，而是意识的自由跃动，是往昔与当下的交织，理性与感性的碰撞。他又想到乔伊斯《尤利西斯》中，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一日间的意识漫游，思绪如散珠，被感官的丝线串联，看似芜杂，却暗含生命的本相。
“原来文学可以这样写！”何文庸拍案而起。他意识到，自己过去的“叫”，仍过于“理性”——目标明确，逻辑清晰，如同人工修浚的笔直河道。而意识流，是让思想回归本真的“野河”，可以蜿蜒，可以漫溢，可以冲决堤岸，流向不可知的远方。于是，他萌生了写作《清流远逝》的念头：“不是我要写，是意识自己要流。我不过是给它开凿一条河床。”
小说中，他写一位老农在秋收时意识的流动：从镰刀割断麦秆的“咔嚓”声，倏忽跃至年轻时妻子送他上战场的光景；从麦田的金黄，联想到父亲临终眼中的浑浊；从汗水滴入泥土的咸味，忆起少时偷摘邻家桃子的甜。没有清晰的情节，只有意识的自然流淌，如山涧溪流，穿岩过根，终汇入时间之海。何文庸说，这才是他心中的“底层真实”——不是被概括的“苦难”，而是具体的人，在具体的时刻，意识的每一次震颤。
二、碎镜中的星图：意识流的东方解码
《清流远逝》完成后，何文庸觉得意犹未尽。意识流如浩瀚星图，普鲁斯特、乔伊斯、伍尔芙等西方作家已点亮繁星数点，但东方的星辰何在？中国禅宗的“顿悟”、水墨画的“留白”、古典文学的“意境”，难道不能与意识流交汇出新的火光？于是，他酝酿了更宏大的计划：撰写《意识流文学：碎镜中的星图》，以东方智慧重新解码意识流，让这条“西洋之水”在东土寻得新的源头。
他在大纲中写下“神经诗学”“东方智性”“跨域星链”等语词，看似科幻，实则蕴含对意识流的深邃理解。他指出，意识流并非“胡思乱想”，而有其“神经基础”——普鲁斯特的“非自主记忆”，实为海马体与大脑皮层的互动；伍尔芙的“隧道挖掘法”，恰似神经突触的联接。而东方禅宗的“顿悟”，更是一种高阶的意识流状态：于瞬间的“无意识”中，直抵真理彼岸。他想起川端康成《雪国》中那句“雪国の夜は白かった”（雪国的夜是白的），那空灵、留白的叙事，不正是意识流的东方表达吗？无需过多解释，任意识在“空白”处自然流动，读者自可心领神会。
他也将莫言的《红高粱》纳入论述。莫言写“我爷爷”在高粱地中的野合，意识在“高粱的红”“血液的红”“夕阳的红”之间跳跃，充满感官的爆发力。何文庸称之为“感官政治学”——以意识的流动，冲破传统叙事的“理性霸权”，让被压抑的感官体验、被湮没的底层声音得以浮现。正如他篆刻时所言的“屠夫之勇”，意识流亦需此“勇”：勇于破除虚伪，勇于直面真实，勇于任意识自由奔涌。
大纲中最具独创的，是“量子叙事”与“禅宗心流”的融合。何文庸认为，量子力学中的“测不准原理”，与意识流的“不确定性”遥相呼应——意识如量子，永难预知其下一刻的“坍缩”形态。而禅宗的“心流”，则是意识在“无我”状态中的自然流淌，达至“物我两忘”之境。他思索，若将二者结合，或可创生一种新的叙事范式：让意识如量子般“纠缠”，让时间如禅意般“绵延”，使读者在阅读中，既触摸科学的理性，又感悟东方的灵性。
三、墨香与刀锋：意识流的生命力
何文庸的书房里，堆叠着两类物事：书与石。书是文学理论、心理学、神经科学之作；石是寿山石、青田石，刻着“狂躁抑郁多才俊”“渡人怎分善与恶？”“醒世孤星”等印文。他说，书与石本是一体：皆为“意识的载体”。书中的文字，是意识的流动；石上的印文，是意识的凝定。而意识流，便是让流动的意识凝结为文字，让凝定的文字重新流动。
他拈起一方新刻的“清流远逝”印，指腹轻抚刀痕：“你看这刀锋，有深有浅，有急有缓，恰似意识流的节奏。有时意识如急流，需大力劈凿；有时意识如静水，需细刀精雕。”他略作停顿，又道：“写意识流小说亦然，不可刻意，要‘随流而走’。如我写《清流远逝》中的老农，其意识忽而跳回童年，我不能阻拦，须任其跳跃。因那才是真实的意识——不受控，自在流转。”
这种“随流而走”的态度，亦体现在他对“意识流文学”的界定上。他认为，意识流非属“流派”，而是“方法”——一种使意识回归本真的法门。它不仅可用于小说，亦可用于诗歌、戏剧，乃至篆刻。如他的篆刻，看似是“屠夫之勇”，实则是对于“意识”的精准把握——每一刀，“提了杀猪刀，上了手术台”，皆是意识的延伸；每一笔，都是生命的烙印。
有人问他，撰写三十万字的学术专著，会否过于“理性”，反而背离意识流的“自由”？何文庸笑道：“理性与自由，从来不是对立。意识流需要‘自由’，但也需要‘理性’的引航。如同河流，需有河床（理性）的约束，方能奔流入海（自由）；否则便将泛滥成灾。”他表示，《意识流文学：碎镜中的星图》正是为意识流开凿一条“东方的河床”——让西方的意识流理论，在东方的智慧中，寻得新的流向。
四、存在的星图：在碎镜中打捞星骸
乙巳年冬，何文庸的《意识流文学：碎镜中的星图》写至末章——“东方智慧：禅宗心流与量子意识的终极共振”。他坐于书桌前，望窗外雪花飘落，忽忆起少时乡间，冬日围坐火塘，听祖父讲故事的场景。祖父的故事毫无逻辑，东拉西扯，从盘古开天到村中琐事，他却听得入迷，因那其中，有生命的温度。
“意识流，其实就是祖父的故事。”何文庸心想，“没有华辞，没有严构，只有意识的自由流淌，只有生命的本真体验。”他说，他写此书，非为“研究”意识流，而是为“体验”意识流——在普鲁斯特的“玛德琳蛋糕”中，体验记忆的甘美；在乔伊斯的“尤利西斯”中，体验意识的狂欢；在莫言的“红高粱”中，体验生命的野性；在川端康成的“雪国”中，体验东方的空灵。
他提笔，在书末写道：“当人类在词语的迷宫中打捞思想的星骸，我们如何借碎镜的微光重绘存在的星图？答案或在意识流中——在意识的自由涌动里，我们窥见真实的自我；在东西智慧的碰撞中，我们寻得存在的意义。就如我额间这颗痣，它不是‘醒世孤星’，而是意识的灯塔，指引我在文字的海洋中，继续‘叫驴一样地叫’，继续‘屠夫的勇’，继续让意识如清流般，远逝，却永存。”
搁下笔，何文庸长舒一口气。窗外雪落未止，书房内墨香与石屑的气息交融，宛如他笔下那条意识流——既具传统的深厚，又有现代的鲜活；既含西方的理性，亦见东方的智慧。而他自身，犹如这河流中的一叶舟，载着“碎镜中的星图”，驶向未知的远方。他知前路未必平坦，却无所惧，因他有“墨香沁入骨髓”的执著，有“渡人不分善恶”的胸怀，更有“叫驴一样地叫”的勇气——这，便是何文庸，一个在意识流中寻觅生命真实的文人，一个以刀锋与文字书写存在的“狂人”。
作者与何文庸先生（右）合影
（顶格图片系创意AI生成）
发布于：甘肃省